(本文摘自《季羡林谈翻译(典藏本)》季羡林 著,当代中国出版社,出版时间:2015年1月)
现在颇有一些人喜欢谈论“中国之最”。实事求是地说,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“最”是极多极多的。几大发明和几大奇迹,不必说了。即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中,在人民日常生活的饮食中,“最”也到处可见。
然而,有一个“最”却被人们完全忽略了,这就是翻译。
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,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,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,中国都是世界之“最”。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,因而是完全正确的。
根据学者们的研究,中国先秦时代已有翻译活动。这是很自然的。只要语言文字不同,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(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)内,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,翻译都是必要的。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,文化就难以交流,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。
至迟到了东汉初年,印度佛教就传入中国。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,中国僧人和印度僧人,以及中亚某些古代民族的僧人,翻译了大量的佛典,有时个人单独进行,有时采用合作的方式。专就一个宗教来说,称之为“最”,它是当之无愧的。从明清之际开始,中间经过了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和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,一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,中国人(其中间有外国人)又翻译了其量极大的西方书籍,其中也有少量东方书籍。各种学科几乎都有。佛典翻译以及其他典籍的翻译,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。
如果没有这些翻译,你能够想象今天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吗?
汤因比把整个中华文化(他称之为“文明”)分为几个。这意见我认为有点牵强、机械。我觉得,不能把中华文化分成几个,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。